日記boy、總督府職員錄,帶你穿越日治時期的台灣

by 研之有物 2020/10/25

(本文經《研之有物》網站授權,未經許可請勿轉載)

本文從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嚴選兩宗館藏,透過「日記系男孩──葉盛吉」的個人觀點,與「台灣總督府職員錄」的資料分析,重現日治時期台灣人生活的光景。

少年維持著煩惱:葉盛吉日記

請試著想像,若你是一名出生在1923年日本大正民主時代的台灣青年,住在學校宿舍裡,努力想考上高等教育學校,卻面臨皇民化運動的身分認同考驗,你會有什麼感覺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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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時期至國民政府接收台灣,當時青年的煩惱與熱血,不亞於當今的厭世代,而這些心情真實地被記錄在《葉盛吉日記》中。
資料來源:《葉盛吉日記(一)1938-1940》封面。(圖/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)

《葉盛吉日記》是中研院台史所檔案館珍藏的「葉盛吉文書」一部分,由葉盛吉本人以工整的日文書寫,始於1938年15歲前往澎湖進行「臨海教育」,終止於1950年被國民黨逮捕的前一天。

本文暫不概述葉盛吉成年後的艱辛生平,而是聚焦在就讀台南第一中學校的校園生活。透過日記描繪的點滴,你會發現原來從古至今,少年、少女維持的煩惱都那麼相似!

澎湖臨海教育、日本修業旅行

台灣人葉盛吉,以優異成績進入台南第一中學校與日人共學。除了課堂接觸現代化學科、民主思潮,也透過「澎湖臨海教育」和「日本修業旅行」,類似現今的戶外教學,在開放水域學習游泳、鍛鍊精神體魄,並周遊日本,見證進步的建設、體驗文化風情。

現今的學生若有機會到澎湖戶外教學,大多在海灘踏踏浪、拍拍照,但1938年葉盛吉跟隨學校前往接受臨海教育,真槍實彈地在澎湖西邊的海灘學習游泳。

日記裡除了讚嘆澎湖海水真的非常乾淨、有許多珊瑚礁,也寫道當時辛苦的情景,「依游泳能力分成三班,我們與老師排成一橫列,游到遠方。回程非常吃力,波浪很大,難以寸進。因為喝了相當多的鹽水,喉嚨刺痛。」

葉盛吉認真的精神,除了透過游泳體現,也在1939年日本修學旅行日記中,以令人驚嘆的作為展現──「蒐集日本各地印章」。在21天的旅程中,共蒐集了200多枚完整漂亮的紀念章,而且顏色繽紛多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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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7月10日,葉盛吉跟著學校搭乘大阪商船「蓬萊丸」,從基隆出發至福岡,並一路周遊至東方的日光市,沿途留下完整的日記和紀念章。
資料來源:《葉盛吉日記(一)1938-1940》內頁。(圖/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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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7月10日,葉盛吉在日記中,蓋了大阪商船「蓬萊丸」的印章。
資料來源:「1938年至1940年校外教學遊記與日記」,葉盛吉文書。(圖/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)

出遊前除了打包行李,葉盛吉也先了解各城市的概況,例如人口、文化、交通建設等,並將這些所見所聞記錄在日記中。

1939年7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,「車站前的博多人偶很好看。攤販和賣冰的很多,有賣香蕉的,也有什錦麵。水蜜桃多,來來往往的人也很多,不愧是人口三十萬的都市,卻沒有太多大型的建築。」而7月20日搭乘特急電車離開奈良的八木站時,日記描述,「軌道是寬軌,車速之快稱得上日本第一。向車掌一問才知道通常車速是每小時70公里,快的時候可以達到每小時130公里,頗感驚奇!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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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7月11日,葉盛吉在日記中,蓋了「博多驛」的印章。
資料來源:「1938年至1940年校外教學遊記與日記」,葉盛吉文書。(圖/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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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走過必留下痕跡,葉盛吉在日記蓋下奈良遊覽紀念章。
資料來源:「1938年至1940年校外教學遊記與日記」,葉盛吉文書。(圖/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)

這些日記內容看來稀鬆平常,卻為有興趣了解飲食史、城市史、交通史的人們,呈現日本當時的概況。

許多遊客到日本會買伴手禮,葉盛吉和同學也心生嚮往。兒玉老師向他們介紹「文明堂這家店從前是不錯的,但現在福砂屋的蜂蜜蛋糕比較好吃。」這句話開啟了悲劇的起點!

葉盛吉和西田同學等人捨棄旅館附近的「文明堂」,前往路途遙遠的「福砂屋」,但繞來繞去、問路問了五次,腳也走出水泡,甚至穿越電車軌道而挨了車掌一頓罵。「帶著很狼狽的模樣搭電車回旅館,今天實在是受夠了。」就寢前,葉盛吉疲憊地寫下這段落難記。若下回你和朋友出遊迷路,別太自責,從古至今這種旅行窘境皆會發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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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蜂蜜蛋糕落難記,「長崎駅」印章也保留在葉盛吉的日記中。
資料來源:「1938年至1940年校外教學遊記與日記」,葉盛吉文書。(圖/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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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美學才華的葉盛吉,也透過不同顏色的印泥套印,蓋出呈現當地風情的彩色紀念章。(此圖為日記原稿掃描)
資料來源:「1938年至1940年校外教學遊記與日記」,葉盛吉文書。(圖/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)

考試的挫折、學校的試膽大會

結束了愉快的日本修業旅行,葉盛吉面對的是考取日本高等學校的壓力,然而因為台灣人身分敗北數次。1940年4月5日的日記寫道:

一想到考試讓我懷疑「究竟努力是否就能合格」時,考試實在是罪惡。我好想就此不回學校,就這樣消失不見啊!

日記中一度自我否定,但很快地葉盛吉開始信心喊話,「如果現在有對我同情的『女友』,難免溶解我的意志。朝著正道、正途與正確方法的努力,將為我一年後帶來『合格』這個禮物!」無論是1940年或2017年,承受升學壓力的青年們,皆面臨相似的徬徨焦慮,以及渴望情竇初開的壓抑。

校園生活並非只有考試而已,葉盛吉與同學們也曾舉辦「試膽大會」,現今許多學生皆有類似的體驗,走在黑漆漆的校園裡、看著學長姐裝神弄鬼,拉著旁邊的同學害怕地大叫。此外,當時「台南第一中學校」也會與「台南高等工業學校」舉辦足球練習賽,「比起高工,我們一中還是強多了!」熱血的葉盛吉在日記中傳達著信心,若當今鄉民看見,可能會起鬨要戰學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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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盛吉於1936年進入台南第一中學校(今國立台南第二高級中學)就讀,並於1941年畢業。就學期間住在學校的宿舍。
資料來源:「台南第一中學校」,費邁克集藏。(圖/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)

後來葉盛吉成功考取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,但因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,1946年回到台灣大學醫學院繼續完成學業、開始行醫。當時的知識分子,大半對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感到失望,寄望於共產黨成為一種選項,葉盛吉也走上了這條路。

從歷史結果來看,這並非一條光明大道,而是領著他來到馬場町刑場,於1950年以死刑被結束生命,此時只有27歲。《葉盛吉日記》的主編,中研院台史所許雪姬研究員便嘆其:

27年,他過得如此短暫而又充實,不輸給一個活了72歲的人。

葉盛吉於1938年至1950年寫下的日記回憶,讓人們得以了解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成長經驗,與白色恐怖的民間觀點。這些資料由葉盛吉的夫人──郭淑姿女士保存,轉交給兒子葉光毅教授,最後開放成為供學界研究的史料,並數位化保存於「台灣史檔案資源系統」供大眾檢索。

而葉盛吉日記中的日本修業旅行紀念章,也於2017年中研院院區開放活動中,搖身變成印章與明信片,讓民眾體驗套印紀念章、為明信片塗色。雖然日記中的印章看起來沒什麼,但透過親手實作,會發現要重現日記原稿的美麗色彩還真不容易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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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院區開放活動,透過親手套印紀念章、幫明信片上色,跟隨葉盛吉體驗日本修業旅行。(攝影/張語辰)

一夕爆紅!台灣總督府職員錄

除了文情並茂的個人文書,中研院台史所檔案館還有一宗有趣的館藏,可透過量化分析重現日治時期台灣人的職場概況,那就是「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」。

日治時期,總督府會為府內和所有地方職員編印一本職員錄,可以查找某個人在某個單位的任職情況,包含編制、任職時間、官職名、薪資等資料。台史所檔案館收錄了1896年至1944年,共51本職員錄,並以標準化欄位將95萬筆資料數位化,開放給需要的使用者查詢,用途除了學術研究、家族尋根、Google搜尋,更曾發生一個特別的故事。

「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」每月約有3000使用人次,但在2014年某月突然湧進大量流量!

2014年正參與台北市市長選舉的柯P,被爆卦爺爺柯世元在日治時期擔任官職,是皇民化的後代。但沒資料沒真相,許多人就來到「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」查詢究竟爺爺柯世元是什麼官職,原來職名是「訓導」,也就是最基層的小學老師。

若以此系統95萬筆資料續查,會發現當時每4名職員就有1名是「訓導」,再調閱影像資料可看到,訓導的月薪約為48元,然而職員錄中男性平均月薪為67元。從資料分析,就能了解傳言是否與歷史相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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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台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為例,於大正15年(1926年),設有主事1名,訓導31名,囑託13名,雇員6名,共28個班級。
資料來源: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藏

台灣女性受重用嗎?職員錄也查得到

日治時期,台灣女性在公文書署名需加上「氏」這個字,例如蔡依林要寫成「蔡氏依林」,然而台灣男性和日本人則沒有這個規定。這個特殊規定在職員錄資料庫中,反而能成為找出台灣女性職場發展的線索。

在95萬筆資料中,人員姓名欄位有「氏」、且本籍為「台灣」的女性資料,約有1萬6千多筆,不及整體職員人數的2%,再續查這1萬6千多筆資料,其中75%職名是「訓導」、「雇」等,即小學老師與職員;其次是「電話交換手」(接線生),月薪範圍普遍低於職員錄平均月薪。顯示日治時期的台灣女性在職場發展頗受壓抑。

然而,仍有部分女性嶄露頭角,例如職員錄可查到「陳氏進」,也就是1934年以〈合奏〉畫作成為第一位入選帝國美術展覽會的台灣女畫家「陳進」。在1934年至1937年於屏東高等女學校擔任「囑託」,職務內容類似約聘的美術老師。

你可能會問「囑託」的行情是多少?這個答案就留在「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」,任你體驗查找史料的樂趣了。

話說回來,這些檔案哪裡來

相較於「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」集中保管官方檔案,中研院台史所檔案館希望呈現多元的歷史觀點,從國內外徵集保存「個人」、「家族」和「機構團體」的民間檔案,並數位化建置公開的資料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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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研院台史所檔案館檔案整編室一隅,仔細整理得來不易的民間檔案。(攝影/張語辰)

以個人文書史料為例,檔案館團隊會先辨識檔案內容和日期等基本資訊,建置目錄或掃描影像上傳資料庫,但不做深入的判讀。檔案館主任王麗蕉說明,「建立檔案資料庫時,不能有太多主觀詮釋,否則會誤導使用者觀看史料。這些史料可以探究哪些議題,就交給使用者發揮。」

這些檔案後續可以延伸哪些應用?例如中研院台史所許雪姬研究員,從日記的字裡行間重現清代、日治、白色恐怖不同時期,人們生存於當代的看法與具體行動;曾品滄副研究員閱讀林獻堂的日記,發現當時知識份子經常約朋友在家裡吃「鋤燒」,成為溫暖的社群活動。

古人可能沒有料到,後來的歷史學者和大眾,會那麼喜歡他們寫的文書與機構檔案。會否現今的Facebook、Instagram等連續性圖文紀錄,甚至是勞保資料庫,在遙遠的未來也會成為歷史學者探究的題材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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